遴选的事闹得这么大,小皇帝自然听说了。
今日经筵,苏泽讲完《资治通鉴》里的汉唐故事,朱翊钧没有像往常一样急着问草原上的事,沉默了一会儿,说道:
“苏师傅,朕听说国子监前几天闹了一场。”
苏泽点头:“是。为遴选的事。”
“沈司业的奏疏朕看到了。”
小皇帝说:“他说遴选动摇科举根基,又说他已经平息了监生闹事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
苏泽想了想:“沈司业的意思,臣替他说清楚,他反对遴选,是怕不公平。”
“不公平?”
“科举虽然有种种毛病,但有一条好处,全天下读书人都认,不管你是官宦子弟还是寒门之后,读通了书,考场上就是一张卷子定高下。这份公平,是科举两百年立住的根基。”
“那遴选就不公平了?”
苏泽底气十足地说道:
“臣在吏部,遴选可以保证公平,臣若不再,臣也无法保证。”
听到这个回答,小皇帝明白了。
制度也要靠人执行。
苏泽有能力,有威望,他能使唤的动吏部,也能杜绝私心,遴选自然没问题。
可若是换别人主持,清廉的万一没能力,就会被手下蒙蔽。
有能力的万一有私心,遴选就成了私相授予的门路。
可小皇帝也知道,苏师傅不可能一直在吏部。
苏泽继续说道:
“臣在想一个问题,大明的取士制度,到底是公平重要,还是效率重要?”
小皇帝愣了一下:“两者不该都要吗?”
“陛下说得对。可这两件事,往往是冲突的。”
苏泽缓缓说道:
“科举公平,是因为标准统一,所有人都考同一套题。可代价是效率低,考出来的人,可能精通四书五经却其他都不懂。”
“而且科举靠的是四书五经,那能熟读四书五经的人做官就能做好吗?”
“读书的能力和做官的能力有时候并不一样,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多了。”
小皇帝连连点头,这些话,都是别的经讲师不会说的事情。
苏泽又说道:
“遴选效率高,选的是现成的实务人才,上岗就能干活。可代价是公平难保证,标准越灵活,操作空间越大。”
小皇帝皱着眉头:“那岂不是怎么做都不对?”
“也不是。”苏泽说,“历代取士,都在这个两难里找平衡。唐朝看重文学,宋朝看重论议,本朝看重经义,每个朝代都在选自己的标准。”
他顿了顿:“可问题是,不论选什么标准,只要标准固定了,就有人能钻空子。有钱的请名师,有势的门路,最后科举取出来的,全是官宦子弟。”
“那该怎么办?"
苏泽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话锋一转说道:“陛下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,为什么历朝历代,开国初期人才辈出,到了中后期就人才凋零?”
小皇帝想了想:“自然是因为开国的时候还没打完,有本事的人容易出头?”
“陛下说得很好。”苏泽也有些意外,小皇帝果然聪慧,能明白这个道理。
苏泽补充说道:
“还有一个原因。开国初期,阶层还没固化,各色人等都有机会挤上来。”
“我朝立国之初,还有很多重臣都是举人出身,也有行伍出身的治政名臣。”
“可到了王朝中后期,几代积累下来,官位、土地、人脉都集中在少数家族手里。寒门子弟就算再聪明,没有名师指点,没有同乡提携,连考场的大门都摸不进去。”
“科举表面上公平,可一个农家子弟和一个尚书公子,读的书能一样多吗?请的老师能一样好吗?”
“甚至不说这些,京畿的考生,和河南的考生一样吗?又和南直隶的考生一样吗?”
“最后的结果就是,官员子弟还是官员,农家子弟还是农家。所谓的公平竞争,从起跑线上就不公平。”
小皇帝沉默了一会儿:“那遴选不是更不公平吗?遴选要靠衙门推荐,那些有人脉的吏员,比没人脉的更容易被推荐吧?”
苏泽心里赞了一声。这个角度,他还没说,小皇帝自己想到了。
“陛下说得对。遴选确实有这个风险。”
“那苏师傅为什么还要搞?”
“因为不得不做。”
苏泽放缓了语气:“陛下,一个帝国的人才,是从人口里长出来的。一百个人里出十个读书人,一千个人里出一个能臣。可这个比例的前提是——这一百个人,一千个人,都有被选中的机会。”
“如果机会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呢?”
“那帝国的选才基数,就从一千人变成了一百人。一百人里能出一个能臣就不错了。可帝国需要多少能臣?一个省就需要几十个。一个朝廷就需要上百个。”
“人不够怎么办?就只能矮子里拔将军。用的人越来越差,办事越来越糟,最后整个朝廷都烂了。”
小皇帝神色严肃起来。
苏泽继续道:“这就是为什么臣和沈司业都重视公平。沈司业怕遴选坏了科举的公平,但是科举真的公平吗?”
“科举选拔的人才,无法满足大明的需要了,所以就需要遴选来补充。”
小皇帝沉默了很久:“那苏师傅觉得,日后的遴选会怎么样?”
苏泽拱手说道:
“陛下,无论是遴选,还是科举,都是为大明选才,陛下若是日后能回忆起臣今日所讲,盯着科举和遴选出来的人才,臣今日所言就值得了。”
小皇帝明白了他的意思,公平不公平,总需要一个评判监督,苏师傅是希望他这个皇帝盯着,不要给下面的人徇私舞弊的机会。
小皇帝说道:
“朕一定会记得苏师傅今日的话!”
小皇帝看着苏泽,忽然说:“苏师傅,你和沈司业其实是一类人。”
“陛下何出此言?”
“你们都怕不公平。沈司业怕新办法不公平,苏师傅怕旧办法养不出人。你们只是看到了不公平的不同方向。”
苏泽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:“陛下这个见识,比臣想的要深。”
小皇帝被夸了,脸上有些得意,嘴上却说:“朕只是把苏师傅教的道理串起来了。”
三月十二,遴选考试这日。
这一次遴选的目标是京畿地区的官员,在京等待补缺的官员,期满六等吏的吏员,在京举人功名的读书人。
因为这一次遴选,上上下下都很关注,苏泽亲自出任总裁官,皇帝又下旨,特准本次遴选在京师贡院举行。
考卷也有讲究。
因为是金融清吏司的遴选,所以卷子的主要内容是算学。
题目是太史黄骥,钦天监周相一同出的。
算学题后,还有一篇有关经济学的策论。
这策论也和以前不同,这策论的素材,卷子上都是列出来的,相关的数据也都罗列。
所以这篇策论,并不考验考生对于时政的了解,而是重点考察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这也是苏泽从后世“申论”中想到的公平法子。
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了解时政的,而经济问题又和时政相关,所以苏泽用了这个方法。
时政是无穷的,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则是一定的。
这一次户部需要的,就是能解决问题的人才。
等到考生都进入号房,苏泽又当中拆开密封的卷子,宣布考试开始:
“发卷。”
因为没有科举那么多科目,所以遴选考试是一天考完,上午算学下午申论。
苏泽在巡视考场的时候,也确实看到了人才。
一名年约三十、面色苍白的书生正飞快拨算盘,草稿纸上算式工整,几乎不见涂改。苏泽瞥向他的卷面——————算学部分已答完,答案全对。
他招来随行的吏部主事,低声问:“那人是谁?”
主事顺着视线看去,低声道:“回侍郎,是帅嘉谟,浙江长兴人,隆庆四年的举人。”
苏泽一怔。
帅嘉谟这个名字他记得。当年《会计录》修订,正是此人凭一己之力核出浙江田赋积弊,掀起“长兴案”,最终推动天下赋役数据重整。
“此人我倒是有印象,他何时来的京师?”
“长兴案结后便来了。一直在国子监旁听,偶尔替书坊校算学书稿糊口。此番以举人身份参考。”
苏泽点头,不再多问,缓步走过号房。
帅嘉谟并未抬头,专注验算最后一道复利题。笔下数字如流水铺开,步骤清晰,结果精准。
苏泽很满意他的水平。
要知道这一次的算学题目是非常难的。
毕竟这是太史令黄骥和钦天监周相,这两位大明最顶级的算学大家,联手出的题目,很多考生连题目都不懂,更别说是做题了。
尤其是最后一道大题,也不知道是不是两位出嗨了,这是一道涉及初步概率论的题目,苏泽本人都答不出来。
但是帅嘉谟答出来了。
苏泽暗暗点头。
但是遴选考试的算学和申论是并重的,帅嘉能不能录取,还要看下午的考试。
不过这样的算学人才也不能浪费,如果他考不上户部的遴选,苏泽也准备推荐他去黄骥门下继续钻研算学。
中午考完之后,吏员上前收卷,接下来考生从考篮里掏出干粮,就着水吃了起来。
算上午餐和休息,总共就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。
午休时间过去,接下来是下午的申论了。
申论考题,是张居正亲自出的。
午休后,吏员分发申论卷。
题目《税收与公平》下附两份详表:一份是山西平遥县,另一份是福建泉州县,列有嘉靖至万历年间各项税目占比及总额变化。
多数考生匆匆翻阅后便提笔。
他们多围绕“沿海商税日增,内陆仍赖田赋”展开,建议“均摊税负”“鼓励工商”,论述平泛。
不过遴选对象,大部分都是基层的读书人,这个认识也是正常的。
申论部分的水平都差不多,最终录取结果还是要按前面的算学成绩决高下。
苏泽来到帅嘉谟身边,看到他的考卷。
帅嘉谟没有急于动笔。
他先将两表数据逐项核对,指尖在“丁银”一栏停留良久。
平遥丁银占总税比重十年未降,泉州此项却已微乎其微。
他沉吟片刻,在草稿上写下:“丁银按人征收,富户贫户同额,实则贫者负累倍于富者。此乃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。”
他由此延伸至张居正推广的“一条鞭法”中的折役银。
此法将徭役折银均摊入田赋,虽简化征收,但忽略了户等差异。
帅嘉谟笔锋一转,提出改进:“折役银可依户等田亩累进计征。田不过十亩者免增,十至五十亩者每增亩加银一分,五十亩以上逐级倍增。富者多担,贫者得纾。”
苏泽看到这里,满意地点头。
税制是不公平的。
丁银与一条鞭法中的折役银,均按人头征收。
这笔钱占富人和穷人收入的比例是不一样的。
对穷人是压倒骆驼的大山,对富人就是九牛一毛,在收钱的时候大家又“平等”了。
除此之外,帅嘉谟对商税也是同样的态度。
他分析,商税其实也加在商品价格中,最终由全体百姓承担。
那么买米的百姓与达官贵人,承担的商税也是一样的。
这也是显著的不公平,因为普通百姓和达官贵人,在吃的米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。
苏泽十分地满意,看来这一次遴选,还真的选到了人才。
此子不仅算学精湛,更能从数据洞察制度性不公,所提累进税制与区域平衡之议,直指当前税改盲区,思路清晰且具实操性。
另一侧号房中,一名叫陈启明的六等吏考生也引起苏泽注意。
陈启明原在户部地方清吏司任文书,常年接触各省报销册。
他的申论未纠结于丁银细节,而是聚焦两表整体结构差异:“泉州税源多元,商税占六成以上,且逐年增长;平遥仍靠田赋、丁银,十年间总额停滞。此非一县之惰,乃地域禀赋所限。”
他进一步指出隐患:“今朝廷推行新政,修路、设学、兴水利,多令地方自筹部分款项。沿海州县凭借商税易於应对,而如平遥般内陆县,税基薄弱,纵加征亦榨无可榨,必致政务拖延或变相摊派扰民。表面看是地方执行不
力,实为财政能力失衡。”